CNTTR:您刚才提到市场秩序并不是很好,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很多竞争中,运营商也会采取一些不是很正常的手段。对于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姜正新:这个问题从宏观上讲是产业结构的问题,不是某个企业的个体行为。因为从总体来说,目前网络和业务的同质同构性决定了竞争的同质性,所以这个问题是固有的,靠某一个企业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需要靠政府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浙江网通来说,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感觉并不是不可以解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差异化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企业怎么给自己定位。比如在浙江,浙江网通就不是价格战的发起者,我们的价格并不是最低。
CNTTR:作为运营商来说,价格战是一种手段,希望能够用价格战的办法来占有更多市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运营商也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更多地起到管制的作用。从您的角度讲您认为政府对价格更多的是应该放开还是应该加强管理?
姜正新:我认为中国电信业的现状,政府的管制还是需要的。最近我在写一篇关于资费管制问题的文章,我提出的想法就是实行双限不对称管制。
从国际上来看,英国等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上限管制。我们国家现在也在逐步实行上限管制。作为一个正常的完全市场化的社会,上限管制是完全可以做的,它的目的是防止寡头垄断的企业形成联盟来垄断市场,损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由于目前的电信运营商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在经营过程中会有一些短期行为,非常容易出现不惜代价、不惜损失、不顾国家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行为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解释,就是企业领导人和国家、人民利益的目标函数不完全一致。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很多背德行为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除了上限规制之外,还要实行下限规制。这是有必要的,是中国国情决定的。目的在于,上限规制是为了防止垄断行业垄断市场,损害社会福利;下限规制是为了防止个别的管理者由于国有企业的这种性质,损害国家的利益。不对称是要解决当前产业结构造成的运营企业之间过大差异而无法平等竞争的问题。
CNTTR: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我们国家在进行管制方面,以及在整个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的,以至最后涉及到政府怎么管和管什么的时候,很长时间很大程度上搞不清楚。所以这些理论对这个行业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运营商目前还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我在韩国考察的时候发现像SK这样的运营商做业务研究的人员有5000多人。中国的运营商中也有比较大的运营商,但是做业务研究的人员又有多少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业务同质化的程度很高,大家竞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很难拿出自己有特点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运营商对业务的研究,或者对业务的开拓做得不够呢?
姜正新:我听说之所以韩国各个运营商在增值业务上下了很多功夫,其中跟政府的管制相关。例如,每家运营商政府划定市场份额,你不能超过。划分这个市场份额以后,运营商就会花更多的精力,在所给的市场份额上研究怎样通过增值业务、通过新业务的开发来产生更大收益。这也是一种引导。
我们国家目前大家还处在低层次的用户市场份额争夺上。从业务开发角度上虽然是越来越重视,但是我觉得这个力度从观念上、措施上还是不得力的。我想转型绝不仅仅是技术的转型,更重要的是业务的转型。
竞争驱动转型,运营商不是全能
CNTTR:这两年转型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像电信、网通都提出了转型,而且都有比较明确的表述。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转型方面固网运营商表现得都比移动运营商积极?是什么原因呢?
姜正新:转型从宏观来讲是一个全世界性的趋势,并不仅仅是电信业在谈。为什么固网运营商会讲得更多一些呢?因为转型有很多的驱动因素,其中技术演进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再一个就是竞争,竞争的驱动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从传统的语音通信来说,移动对固网的替代效应非常明显,如果固网不转型,还是只提供电话语音的话,可能3~5年之内就无法生存。这个转型不是你想转就转,你愿意转就转,是形势逼迫你不转就无法生存和发展,所以说越艰难的企业,它越看重转型。固网运营商不转型就没有出路。
CNTTR:说到转型的时候,虽然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提法,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从原来网络的建设者、网络的提供者、网络的维护者,转向一个信息服务商。我也曾就此问题和其他人进行过讨论,大家都认为运营商虽说是在向信息服务商的方向转,但是这个时候运营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早期做互联网的时候,运营商也在做信息港,但事实证明信息港大部分做得不成功。这个信息港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前期探索?还是不该做的?包括以后我们说起来要做的信息应用的服务商,我们从哪方面切入?我们的优势到底从哪个方面发挥出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理解。您想做什么?或者您不想做什么?或者要放弃什么?
姜正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当前电信运营商都在讨论转型的问题,都在把自己从过去的网络提供者向信息提供者和应用提供者来转变。现在有些运营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倾向,过去SP是由很多社会企业来做,现在有运营商说要“收回来,不给做,我要自己做”。我认为作为电信运营商的转型,并不是转成我不做网络提供者了,而是应该做得更好,能够把信息高速公路修得更好,速度更快。
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转型还有两个方面应该去做。一是有效地利用运营商在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有效整合社会各种信息资源,做一个龙头,或者做资源整合者这样一个角色,而不是做应用、做信息。当然有些事情确实是可以做的,比如我们电信行业的信息,但大部分东西仍然是不可能自己做的,比如证券信息,必须要从证券公司获得。第二,运营商要为有信息资源和有一定应用资源的企业提供好服务,为它提供一个快捷方便有效的平台和手段。社会上的信息和应用分布在全世界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这些社会的各个机构和组织要想把它的信息能够让全世界共享是需要通过一个网络来实现的。但现在很麻烦,并不方便。假设我是一个SP,我要想把我的信息内容能够很好地发出去,放在网上,需要和运营商打很多的交道,很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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