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的办公楼前，车身上“TD-SCDMA测试车”标志在提醒路人大唐移动的主要业务。TD-SCDMA被国际电信联盟认可为全球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之一，这是全球三个标准中唯一由中国人自主开发的3G技术标准。在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领域，中国没有一项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专利与核心知识。

　　被称为“中国3G之父”的李世鹤是这个标准的主持制定者。年过六旬的李世鹤已经退休，但还担任着大唐移动的高级技术顾问，在中国进入3G的前夜，他又在忙于标准的技术升级。

　　李世鹤

　　已经退休了，回过头想想，我这一辈子做了什么？如果说大事，也就是TD-SCDMA了。

　　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事也就很不容易了。我这一辈子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当然原来叫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现在，TD-SCDMA能够实现独立大规模商用了，对于我来说，这一步整整走了20年。

　　能够出国留学，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我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留学生。1978年，国家要挑选800人出国留学，我立即报名了。在此之前，我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西安劳动改造了8年。“文革”开始后，我们研究所揪出了几十个反革命，头几个被直接关进了监狱，到我们这一批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于是我很“幸运”地被发配到西安挖地道，做建筑小工，8年的时间就这么荒废了。

　　我原来学的是俄语，英语是后来自学的，水平非常低，但是真没想到居然通过了英语考试。邮电部将我们50多人集中在北京邮电学院恶补了4个月英语后，我和其他5个人一起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学习，4年后我拿到了该校的博士学位。

　　可能和现在的人想法不同，我决定回国工作并没有经过什么思想斗争。当时我留在国外并不困难，我的博士论文现在还在蒙特利尔大学展览，被认为是该校历史上最好的博士论文之一，我和导师的关系也非常好，甚至国家也希望我能够继续留在国外。当我决定回国工作时，国家教育部一位司长专门来找我谈话，说你刚拿到博士学位，最好能够留在国外干几年有了实践经验再回来。

　　但我还是决定立即就回来。我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年纪比较大了，再干几年就四五十岁了，虽然教育部表示可以把家属也送过去，但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我照顾。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当时国家十分需要我回来。

　　1983年我回到所里，虽说是做总工程师，但当时月薪只有70元人民币。而国家的通信产业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在蒙特利尔大学时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公布了各国固定电话普及率，加拿大的数字是70%，美国接近100%。但很少有人能说出中国的情况，一个教授说，他曾看到报道，中国的普及率是0.3%。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国外根本坐不住。

　　回国两年后，我很快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就是移动通信。我当时就坚信移动通信会成为未来通信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1985年我曾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一位美国教授在会上提出，21世纪将是移动通信的世界，会上大多数都是反对意见，但我立即站起来支持他的观点。

　　当然，我确定这个主攻方向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固网业务上，中国已经落后得太多，而在移动通信上可以实现赶超。之后我先做了10年的技术跟踪，1995年后，我就一直在做TD-SCDMA。

　　对于我来说，这20年做了这一件事已经很足够了，当然成不成功不能我来讲，因为一项技术从开发到应用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TD-SCDMA已经可以独立大规模商用了，但大家都可以看见，近两年许多谣言围绕着TD-SCDMA和大唐，对于TD-SCDMA，最大的困难就是运营商对国内技术的不信任。是的，国家不应该保护落后技术，但是，在有成功可能性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的技术有一些感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