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当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发言时，或许很少人会料想到，短短40天后，这一纸报告就成为扇动风暴的蝴蝶翅膀。
“重复投资”是这份审计报告论及电信业时的关键词——自2002年至2006年，中移动、电信等5家电信运营商累计投入11235亿元用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但资源却闲置浪费，部分投资项目效益过低。
10月6日，工信部联合国资委发布《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运营商无论已有还是新建的铁塔、杆路都必须共建共享，同时禁止租用第三方设施时签订排他性协议。这些要求甚至将以指标挂钩的形式纳入运营商的考核指标。
在一些电信业人士看来，这份措辞严厉，几乎是以强硬的手段“强制”运营商进行共建共享的通知，正是工信部对国家审计署报告的明确回应。
但尽管如此，在技术体系、工程实现乃至利益博弈等诸多环节，这个问题的背后都隐含了太多的矛与盾。事实上，自从成立联通、分拆电信开始，重复建设就与中国电信行业的市场开放一起，成为光与暗一般的共生体，令信产部多年努力仍为之束手。
如今，工信部的共建共享新政，能否一举荡平重复建设问题之源？
王冰的故事背后
1997年的某一天，一家名为长城电信的小公司在成都悄然成立。在此之前，公司老总王冰还混迹于成都通讯一条街——太升路，以倒腾手机、寻呼等设备为生。通过朋友，他刚找到一个新业务，即向电信运营商接单，为其建设光缆。
这是他传奇般发迹的起点。当时，国内通信网络正由传统的铜缆向光缆过渡，颇有生意头脑的王冰，在为运营商埋光缆的同时，也“顺手”在管道里为自己多埋了一定数量的光缆。
数年时间里，王冰为电信运营商建设了近12000公里光缆，而在此过程中，他自己的光缆长度也达数千公里，从四川一直绵延覆盖到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在中国西南隐然成网。
2001年，信产部全面封堵向基础电信领域扩张的民企，而联通、铁通、网通等后起运营商却急于建网拓市，左右逢源的王冰遂将光缆倒手卖给这些运营商，赚下未来发展的关键资本。
在后来者眼中，这种时势造英雄的故事已经不可模仿。但在中国电信业十多年来巨额投资建网的大幕下，王冰的经历显得颇有意味。
多年之后，王冰已成为太升路上大亨，与他合作的铁通、网通等运营商也在新一轮电信改革中消失于历史舞台，但时光的流转依然没有改变激烈竞争格局下，电信运营商们对网络资源的强烈欲望，直到现在，几乎每一秒钟都还有分属不同运营商的光缆埋入地下，有无数基站、铁塔拨地而起。
“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重复投资问题突出，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1/3左右。”刘家义在审计报告中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的建设会告一段落。事实上，随着电信重组深入和3G牌照即将发放，新一轮的建网投资已即将开始。
根据公告，电信未来3年将投入800亿元用于扩充CDMA网络；联通在8月15日的股东发布通函中也表示，在与网通合并后，新公司未来两年将向以3G为主的移动业务投资1000亿元；而据业内人士推测，中移动仅2008年的网络开支就达约1100亿元。
“麻秆打狼两头怕”
减少电信重复建设，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利用率，正是工信部此次《通知》的核心主题。
工信部要求，各运营商已有的杆路和铁塔必须向其它运营商开放共享使用，而新建铁塔、杆路时必须多方共建，此后3年内不得在同地点、同路由新建，其它具备条件的基站设施和传输线路也应共建共享。同时，在运营商在租用第三方站址、机房等设施时，不得签订排他性协议以阻止其他运营商进入。
对此，运营商积极回应。中移动表示，共建共享可以充分合理利用资源，分摊费用以节约公司成本，加快建设速度，“中移动一直主动倡导并积极推动”。
不过，多家运营商人士在私下与记者交流时均认为，《通知》能否有效执行仍然存在悬念。
“以前租用机房、建设杆路、铁塔时，大都是根据自身情况量身定制的，比如机房面积、电源容量、铁塔承重等等关键指标，都很难加入新的设备，更不用说增加两套通信系统。”一位四川运营商人士表示。
尽管《通知》对此情况已经有所规定，称不具备共享条件的应采取技术改造、扩建等方式进行共享，但在该人士看来，机房很多来自于租用，不一定能顺利扩租，而铁塔、杆路等设施改造扩建的成本同样惊人。
“举个例子，一座铁塔通常只设计两个平台，但如果要同时承载三家运营商的2G/3G网络，就需要加装7个不同系统的最少21面天线，还要考虑干扰的水平和垂直距离，其施工难度和成本并不见得比单独建站低。”另一位运营商人士表示，移动通信基站共址还容易出现相互干扰，而且不同网络的技术标准不一样，网络规划、优化往往都有很大差异，这意味着很多地方前期的网规、网优计划需要全盘推倒重来，需要再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并耽搁建网完成时间。
“现在是麻秆打狼两头怕，有设施的一方头疼于改造扩建，没有设施的一方则担心对方租用过程中出阴招。”一位运营商人士表示，新建设施更加复杂，此前他曾在地方运营商联建通信管道项目中任职，从开始的讨论、立项、施工到结算和后期维护，不同运营商之间的协调工作“难于上青天”，其难度和花费时间远大于独立建设。
此外，共建共享的费用问题也相当关键，按照《通知》，租用价格应以成本为基础，附加一定的收益，但在实际过程中，旧设施的成本可能已经折旧到零，其成本是按建设成本还是折旧成本计算，而“一定收益”如何定价，都有太大的活动空间，“如果共建共享定价操作不当，反而可能成为主导运营商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这在电信市场开放之初就有前车之鉴。”某运营商人士透露，在联通成立之初，为了迅速建立自身的骨干网络，不得不租用电信的光缆传输网络，其价格高达2万元/公里·光芯·年，而且在一些地方，由于激烈的竞争，其网络维护还受到“特殊待遇”，“反正租用3、4年的钱就可以新建一条管道，联通最后索性咬牙自建管道”。
电信移动分拆之初，中移动的骨干传输网络也曾有同样经历，最终也做出同样的选择。
站址不是燃眉之急？
很显然，工信部紧急出台《通知》意在3G发牌之前，约束运营商新一轮的重复建设。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其首要针对的目标就是因双网分拆而剥离了大量基站的联通GSM和电信CDMA网络。
联通在此前的网络建设中对大量基站采取了CDMA/GSM双网基站共址的策略，而在CDMA转交电信过程中，这些基站被双方瓜分，最终联通和电信各获得约4万个站址——这也意味着，他们各自需要再找4万个站址。
“由于此前双方均是基站共址，所以现在共享并不需要大量的改造与扩建。”一位运营商人士表示，“双方共享站址后的网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搬迁、新建、改造产生的成本和业务波动。”
另一方面，《通知》也被部分人士视作监管机构对电信行业非对称管制政策的一环，电信和联通由此可以获得中移动的站址资源，从而迅速铺建3G网络。
不过，由于前文提及的诸多悬疑，多位运营商人士向记者表示，在短时间内，这一政策对中移动造成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对各家运营商来说，共建共享最实际的意义是在骨干网络的资源共享，而接入网、基站铁塔等领域的共建共享则要看各地的实际执行情况”。
“根据以往的经验，政策的落实基本上都需要相当长时间，而且政策效应往往是逐渐显现，而非立即出现。”10月9日，瑞银最新发布的分析报告认为，两部委的通知仅涉及发射塔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而且由于技术困难，预计工信部不会强制要求运营商分享通信设备。
而在另一方面，运营商们新的建网策略也降低了基站共享的紧迫程度。电信的CDMA网络可以平滑升级到CDMA20001X EV-DO。而此前中移动总裁王建宙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中移动的GSM和TD-SCDMA网络将使用同样的核心网络，用户不需要换号、换卡、登记就可以使用3G。联通副总李刚也向本报记者透露，联通GSM和WCDMA网络也会采用类似的混合组网政策。
这意味着，三家运营商的网络都将实现2G和3G网络的自由切换，用户可以在有3G覆盖的地方使用3G服务，没有3G覆盖时无缝切换到2G网络。
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样的策略令三家运营商都可以以最快速度将用户迁至3G网络，以应对市场竞争；而从建网角度来看，3G网络的站址虽然依然重要，但已经不再是燃眉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工信部严厉要求实现共建共享，但在共建共享的建设、维护模式上，工信部却未规定明确方式，表示“可采取首先提出方牵头、最大需求方牵头、分片负责、委托第三方等多种模式。”
“这意味着，工信部允许地方运营商在执行共建共享过程中，采取灵活的方式，甚至以此作为摸石头过河的尝试。”业内人士分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