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第二次危机？

　　尽管TD试商用经过千呼万唤终于到来，但相关产业链的大多数参与者却产生了更为焦急的情绪。在TD发展没有显著加速的情况下，凯明的停运风波使得这种焦虑达到了顶点。

　　有业界人士认为，中移动心有杂念，不够积极。目前中移动负责10个城市中8个的TD试商用，其测试和招标可谓主导了中国TD产业的进展。但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中移动或许最希望获得WCDMA的牌照，这样其向3G演进的成本将最低，效果最好。而TD则是“苦差事”。投行们也认为，3G晚发牌对中移动最为有利，因此中移动推进TD不够快速在所难免。

　　对此有中移动内部人士认为，TD是国家工程、民族工程，中移动也在尽力，并非没有雄心壮志，而推进TD的速度受到政策、产业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然而，认为TD情况不尽如人意的声音确实在逐渐放大，一些专家开始疾呼要再加快TD发展，不能让TD“安乐死”。电信专家、南开大学信息学院教授丁守谦表示，TD面临潜在的第二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自2005年初开始，各方人士就3G上还是不上，立即上还是另找适当的时机再上，发起了一场大辩论。当时可分为三派：以经济学家胡鞍钢为首的主张马上要上，否则将落后于时代；第二派是以电信专家阚凯力教授为首，将3G比作屠龙术，认为毫无用处，应该等待4G的到来；而以电信专家李进良教授为首的一派，主张3G肯定要上，但要等待适当的时机。丁守谦认为，目前TD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分歧点上，稍有不慎，将导致第二次危机。

　　李世鹤近日在一个业内会议上表示，TD已开始试商用放号，可是他看到的是TD快要“安乐死”。原因之一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让一个通信网试验了又试验，而不去市场真实大规模检验；第二，到目前为止，相关部门在关于TD的关键问题上依然跟所有人打哑谜，到底哪一个运营商会用，还不知道，这样的后果是，一些支持TD的厂家日子很难过，凯明就是例证。同时，手机的大规模采购量和网络的优化也还不够。他认为，现在TD牌在运营商手上，就看运营商想不想做好。

　　期待产业链突进

　　事实上，对于TD的推动仍要想到专利和创新战略，回溯TD当时的发展决策，这些积极意义没有被冲淡，而是更加重要。

　　2008年，是中国3G标准TD-SCDMA诞生的第10个年头。传统意义上移动通信标准之争，具有发言权的只是美国和欧洲，因此当中国提出TD标准，一开始就面临围攻和打压。但由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中国才在美国和欧洲两个利益集团的夹缝中找到出路。

　　在移动通讯的第一代——模拟技术时代，中国全盘采购海外设备，2500多亿元的市场没有中国厂商身影。第二代标准GSM和CDMA，中国通过数千亿元的研发投入，直到2000年，国产手机、基站、移动交换机的市场占有率都还没有突破10%。正是为了避免数千亿的专利费用，以及庞大的通信设备市场被人挤占，我国才力推TD。为了等待TD技术的成熟，中国3G牌照的发放时间一拖再拖，电信改革的步伐也随之陷入停滞，中国电信运营产业发展失衡的局面逐渐严重。

　　拥有中国自己的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的重要意义，已经无需多言，上述代价也有了值得付出的理由。TD联盟秘书长杨骅指出，对于试商用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要有足够的预期，大家应该抱有一种宽容和正确理解的方式，来促成国产3G快速成熟。李进良则认为，TD目前遇到的情况并不比英国3G开通时糟糕，按照国际移动网络的运营经验，3年之后TD网络应可优化到相当好的状况。现在问题是，TD进展还是不够快，整个产业链的启动力度没有达到足够的强度——这或许是实现中国人“3G梦”最急需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