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业要大重组啦！这个消息正在满天飞扬，尽管迄今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联通分拆CDMA网络给中国电信、保留GSM网络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集团，这个传得有鼻子有眼的方案牵动了所有人的神经。

　　资本市场尤其关注重组，最近一段时间，券商们纷纷陆续出台报告，预测四大运营商的股价走势。“这种所谓的股价走势预测不过是天气预报，现在真正需要了解的是电信市场的大气候。”2月23日，国家发改委体改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在出席一个研讨会时严肃地指出。

　　研究中国电信业发展长达十二年的史炜被称为“新左派”，他认为，中国电信业现在已经错过了重组的最佳时机。迄今为止，中国电信业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重组，第一次是1998年，电信分拆出移动、卫通。第二次是2002年，中国电信南北分拆。史炜认为，第三次重组的最佳时间应在2005年。

　　对于流传的重组方案，史炜毫不讳言地称这是很中国式的“砌墙”方案，如果运营商不能改变内部体制，不能真正地整合融合业务，电信重组还是达不到它应有的目的。

　　史炜尤其强调重组不可忽视技术进步的因素，而这也正是影响电信大气候的重要因素。

　　以往的重组虽然一直试图跟业务捆绑在一起，却一直没有考虑到如何解决业务的整合，只是想到按业务去切蛋糕。史炜认为，这也是中国电信业前两次重组的失误之一。

已经错过最佳重组时间

　　《21世纪》：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重组方案的官方消息，但重组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为什么政府要进行这次电信业的重组？请你分析一下此次重组的大背景。

　　史炜：其实，这个第三次重组最早提出应该是在2004年。当时的主导部门是国资委、发改委、信产部，到现在包括证监会也都参与进来了，因为重组涉及到上市公司。

　　2004年搞重组的目的是：第一，是要解决3G牌照的发放问题，三个标准怎么分配才更有利于第三代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第二，是为了中国电信业能够做大做强，希望电信业能造就一艘“航空母舰”。当时并没有想到中国移动能够变成航空母舰。

　　第三，2002年中国电信“南北分拆”时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世界电信的发展趋势都是全业务，唯独中国的电信业是分业务经营，移动是移动，固网是固网。到目前为止，全球前一百名的运营商中，只有三家非全业务的运营商，中国占了两家，还有一家是英国电信。这次重组我觉得是决策层有意识地想修补“南北分拆”时的缺陷，或者说完善当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21世纪》：现在的重组逻辑和重组目的和四年前发生了哪些变化？

　　史炜：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电信业最大的变化是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曾居传统业务龙头老大地位的固网运营商被移动运营商替代。

　　特别自2006年以来，中国电信业市场结构的失衡日趋严重，主要表现为固网增长乏力，市场相对萎缩、投资不足、收入下降甚至临近亏损，本地网受上市公司财务利润数据约束，压缩必需投入的成本，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而移动运营商中，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曾有过的“双寡头垄断”也被中国移动独占市场鳌头所替代，中国移动不仅在市场规模、收入和利润上占有绝对的控制地位，而且在新投资、新业务、新服务、网络扩张等方面远远强于其它运营商。而且由于市场需求、技术变动、产业升级、资费调整、不规范价格竞争等因素的变化，中国移动的一家独大，正在演进为对其它运营商的排斥和挤压。

　　所以，尽快解决电信市场结构失衡问题，优化电信产业结构，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则成为这次重组最直接的目的。

　　《21世纪》：你认为选择今年启动重组，是最佳时机吗？

　　史炜：实际上，电信业已经错过了重组的最佳时机，我认为中国电信业重组的最佳时机是在2005年。首先，2005年的时候，中国电信业结构失衡的矛盾没有现在这么激烈，至少固网运营商没有出现用户萎缩、收入下降的情况。而且中国移动只是从整体层面上看比较大，还没有到现在利润超过其它几家总和的地步。

　　其次，电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技术进步速度特别快。2005年时，在全球范围看，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商用化还在初级阶段。那时所有的运营商面对3G，竞争的平台相对一致。

　　还有，当时电信业基本上还是围绕电信本身展开竞争，而现在已经是围绕ICT(信息通信技术)，围绕着整个信息化展开竞争。中国移动在新技术、新业务、融合式发展和战略等方面的战略，已明显超越其它运营商1-2年。即便此时再按当年的思路进行分拆整合式的重组，重组以后的公司如何才能够跟中国移动在一个较平等的地位上竞争？这个问题仍然很难解决。

这是一个“砌墙”方案

　　《21世纪》：关于这次重组，现在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方案，就是联通分拆CDMA网络给中国电信，保留GSM网络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集团。按照这个方案，能不能解决有效竞争和中国电信业做大做强的问题？

　　史炜：这次重组倒不是“杀富济贫”，而是寻求公平。但在我看来，这种重组方案其实是一种“砌墙”方案，就是墙不平了，我想办法把墙抹平。比如中移动最强大，就把铁通分过去，大家看着近似于公平。

　　但这种重组方案又不存在绝对的公平。比如在牌照分配上，把TD-SCDMA给中国移动，这是挟强补弱。因为TD在商用化上比WCDMA和CDMA2000相对落后一些，那就靠中国移动雄厚的资产和实力来发展。中国移动从接受、准备、规划、实施，到最后商用化，做TD-SCDMA是承担国家战略和义务，这就不是公平问题。

　　C网给中国电信这也不是公平问题，要公平应该把G网给电信，这样才能跟中国移动更好地竞争。

　　现在流传的这个方案虽然不是最优方案，但相对是很“中国式”的方案，就是追求控制和平衡。这种架构尽管也会出现市场失衡，但不会出现电信业巨大的混乱。从国家的角度，很容易掌控这个产业。但要强调政府对产业的控制，它的代价就是效率的下降，就是市场自由度的下降，甚至是公平的下降。所以这里就是公平、效率和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之间的一种平衡，这个平衡度在掌握不稳的时候可能就会让效率先流失，先强调控制。

　　《21世纪》：以前大家都说，先重组后发牌。那么这次重组之后，你认为是不是一定会发3G牌呢？

　　史炜：我觉得会发牌，因为中国有一个国际承诺的问题。不过现在3G在中国已经不是大问题了。至少不用和重组捆绑起来考虑，最多是看谁拿哪个牌照更合适。

　　我认为甚至很有可能只有中移动做TD，新电信和新联通都拥有3G牌照，但都不选择3G标准，不上3G。因为从3G的周期看，2003年属于起步阶段，我们2008年再开始发展3G的话，等达到商用化的时候，别人已经开始4G了，永远跟不上最新速度。所以很有可能运营商有了3G牌照但不做3G。市场发展到今天，运营商可以有选择权。

　　《21世纪》：这个重组方案对于TD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史炜：对TD来说是好事。因为重组对移动是一种压力，固网运营商拿到全业务变成它真正的竞争对手了。这会迫使中移动加快新业务的发展和产业规模。

　　《21世纪》：这个重组方案对今后中国电信业参与全球竞争是否更有利？

　　史炜：现在很难说清。实际上当年提打造电信业的航空母舰是想做中国电信，结果把中国电信分拆了，谁也没想到中国移动会变成全球的航空母舰。不过，中移动取得今天的地位成为全球用户最多的运营商，主要中国人最多这一特殊环境。如果正真从绩效考核来说，从人均创造的服务价值、生产价值来看，中国运营商在全球运营商当中连前十名都进不去。2000年，中国提出中国运营商进入世界前十名时，仅仅考虑的是规模。现在全进去了，但从资本管理效率来说，还是没进去。中国移动仅仅是靠用户规模成为世界上最大运营商，但不是最强的，技术上更不是走在前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