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典型的励志小说情节：10年农民生涯，1年多建筑队工人，生儿育女数年后考入浙江农业大学；36岁时叩响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大门，同时，第一次接触电脑；52岁时一举成为硅谷华人高科技创业界奇人。

　　拥有这些传奇经历的人就是朱敏，思科3月14日收购的美国网讯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朱敏似乎对过往的这些经历甚为低调，不愿意多谈。不过，从他最热爱的一部小说中也许可以窥见其克服巨大艰辛的性格秘密。

　　这部小说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代表作《热爱生命》，一本关于生死抉择的文学作品。讲述一个美国淘金者在返回途中被朋友抛弃的故事，他在与寒冷、饥饿、伤病抗争奄奄一息时不幸被饿狼尾随，但最终战胜了饿狼，获救时已失去人形。

　　“对技术和市场嗅觉灵敏，为人聪明且坚忍、执著。”朋友们如此评价朱敏。当然，也有人更注意他在商场上的“实际”和“精明”。

　　从41岁时开始，朱敏与全球最大的软件企业微软公司有过三次较量。这些较量凸现了这位杰克·伦敦爱好者的性格秘密。3月17日，朱敏在杭州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与微软三次较量

　　《21世纪》：我们知道，您在网讯公司推出的产品，跟微软公司的一些产品一度形成非常激烈的竞争，为此，2002年比尔·盖茨还曾专程与您和您的合伙人商谈。

　　朱敏：我们跟微软可以说一共打了三次，过程长达十余年。第一次是跟微软推出的Netmeeting打，这一次我们输了，不得已把公司卖掉了(后来又买了回来)；第二次是我们把公司买回来之后，重新开发了技术和商业模式，1999年开始还是跟Netmeeting打，这一次我们赢了，直到把Netmeeting打消失了；第三次是2002年微软收购了Placeware之后，我们仍在竞争，到今天为止，网讯的市场占有率是64%，Placeware的市场占有率在14%左右。

　　《21世纪》：微软1996年推出Netmeeting时，你为何选择把你创办的公司Future Labs卖掉？

　　朱敏：因为微软有其他业务强大的收入来源，因此，它的新项目Netmeeting是免费推广，收费的Future Labs于是大受冲击。但更重要的是，Future Labs的商业理念与微软相似，做销售而不做服务。这种直接对冲，微软就把我给“杀”了。

　　《21世纪》：1999年开始的第二场战役你们胜利了，有什么杀手锏吗？

　　朱敏：这一场战役打了三年，我们几乎抢走了Netmeeting最好的客户，比如微软的邻居波音公司，最后微软自己也开始使用网讯的软件和服务。2002年，微软停掉了Netmeeting业务。

　　我认为最重要的杀手锏还是使用不同的商业理念，收费的网讯实际上包含了后期运营的工作，定位于服务商。

　　比如，我知道微软和波音关系很好，于是，我们去和波音谈，Netmeeting是免费的，但你运营它要多少后期投入？他们说，一年费用大概是200万美金。于是我就说，我卖给你100万美金，所有服务都我们搞。

　　刚开始时，波音同意公司外部用网讯，公司内部用Netmeeting。结果，波音发现网讯的效果不错，因为全球供应商组装速度增快，其整体飞机设计几乎快了一年；而且，波音内部的员工也不干了，他们说，同一公司为什么要用两种工具呢，徒增麻烦。

　　第一步把微软最好的客户打掉，第二步就是把微软老家打掉，很快微软也开始用网讯做培训工具，再后来，微软的大客户通用汽车等都开始陆续用网讯的产品了。比尔·盖茨和我说，“MIN，我打不过你”。

　　《21世纪》：既然如此，微软为什么不直接把你们公司买过来？

　　朱敏：微软确实有来商洽，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有买。一个原因是微软所有的核心研发团队都在美国西雅图，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在中国，微软内部很多人反对；第二个原因与《反垄断法》有关，因为我们市场份额当时已超过50%，收购我们微软可能会被诟病。于是，微软转而收购了PlaceWare。

　　《21世纪》：有了PlaceWare，相当于微软补足了两个短腿——做服务的理念和当时20%多的市场份额，而且，PlaceWare的价格好像才是你们的四分之一，最后为什么你们的市场份额还是一路领先？

　　朱敏：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如果要成功只能做一件事，就像你造房子后，卖房子和租房子是两个不同的生意，不能说因为我能够卖房子，我就能做旅馆的生意。而当你在一方做的越强，另一方就容易越弱，因为组织结构都已定型。所以，微软的服务业就做不起来。

　　这也是思科需要有在线注册领域销售经验的团队的原因。当时如果placeware也是免费的，那么他们可能做大，但placeware要收钱，事情就难了。

　　不是天赋，是努力

　　《21世纪》：你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是怎么样一种力量让你从一个农民走到今天？

　　朱敏：我以前做过近10年农民，30岁才开始学英语，当时儿子都已经好几岁了。我觉得这不是天赋，而是努力。为什么那个时候还要改变人生呢？因为梦想。如果当时我没去的话，那么我可能就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了。那时候，鲁冠球已经有点名气了，我应该和他是属于同一时代的。

　　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

　　《21世纪》：我们知道，你在2005年辞去了网讯公司总裁的职务，专心回国发展，而这一次思科的收购又让你有机会套现巨额的财富，能否谈谈你的下一步计划。

　　朱敏：我接下来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做风险投资，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赛伯乐公司，已经投了一些项目，很可能明年就会有我们投的公司上市；第二是捐助，今年5月我会捐助1000万美元给浙江大学。

　　《21世纪》：1000万美元可不是小数目，想用它做什么？

　　朱敏：我认为，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真正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专门的研究结构。

　　我捐助给浙大的1000万美金，将用来搭建一个“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模式参考斯坦福大学，主要是做产业化，不是做实验室，就是把国际高科技的东西应用起来。

　　比如水泥这个行业，现在，斯坦福大学正在做水泥怎么创新，而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不知道这个东西，那么我就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至于中国的企业怎么消化，我们中间可能还要做百分之十的工作，再把它研发研发，把其高科技化。当然，资金也是平行的。我们会资金、企业和VC资源一起调动。

　　中国互联网4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世纪》：既然今后你的主要方向是风险投资，那么你怎么看待目前中国互联网的现状？

　　朱敏：我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目前有四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第一，诚信，用户不像相信实物那样相信网站；第二，支付，现金怎么上去；第三，促销；第四，服务，我买了一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装上去，那么我就帮你装上去。这四个问题是一个互联网公司能否做大的关键。我现在所投项目，也主要与上述理念相关。